父母倦怠的真實原因:現代教養挑戰重重

父母倦怠的真實原因:現代教養挑戰重重

這些是真正讓父母如此疲憊的原因

關鍵要點

  • 撫養個性強烈的孩子與更高的倦怠風險相關。

  • 溫和、正念、正向和有意識的教養方式對父母的精力消耗巨大。

  • 過去,孩子們在公共場所更獨立,在家中要求較少。

2015年,心理學家Isabelle Roskam和Moira Mikolajczak提出了“父母倦怠”的概念。這個概念迅速傳播,顯然引起了世界各地父母的共鳴。Roskam和Mikolajczak將父母倦怠定義為與我們的父母角色相關的慢性疲勞狀態。它可能導致內疚和羞愧,與孩子情感疏離,逃避幻想,以及對父母角色感到厭煩或後悔的感覺。無論其原因如何,倦怠總是由需求和資源之間的不平衡產生的。它出現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中,在這種情況下,這是我們希望的、曾經的或感覺我們應該以某種方式扮演父母角色,與實際扮演父母角色的差距。

導致父母倦怠的風險因素包括不可持續的高教養理想、父母完美主義、缺乏家庭和其他支持網絡、不支持的伴侶,以及父母和家務勞動的不公平分配。父母倦怠不僅重要,因為它對父母產生負面影響,還因為它顯然也影響到孩子。在極端情況下,它可能導致兒童忽視和虐待。

有趣的是,父母倦怠的風險因素還包括典型的個人主義教養目標和理想。在一項大規模的全球研究中,Roskam等人(2024)顯示,父母倦怠在以高度個人主義為特徵的西方國家中最為普遍。這項研究確立了教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缺乏社會支持,以及兒童被教導將自己的願望和偏好放在首位是主要的倦怠驅動因素。

孩子們往往被社會化以遵循其文化的主導價值觀,在我們的情況下,這些價值觀包括獨立、自信、果斷、自我導向以及追求力量、能動性和控制權。這樣被教育的孩子會“更自我導向,更具要求性,並且不太傾向於遵從父母的意願”。換句話說,他們會是個性強烈的“麻煩孩子”。教養高度個人主義的孩子意味著接受減少的權威和指導,不斷的協商、妥協,以及需要為自己辯解。不出所料,這種教養方式也極其耗費時間和情感勞動。

20世紀以來的教養模式變遷

從20世紀初開始,我們看到了從威權教養模式向更具權威性、寬鬆、溫暖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轉變,儘管威權模式會週期性地重新出現。20世紀當然也是心理學的時代,教養趨勢總是回應新知識的出現。弗洛伊德引入了父母在孩子心理性和社會性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觀念。他強調了我們早年可能出現的無數問題,以及創傷和微創傷(包括跨代創傷)可能造成的持久損害。

除了深度心理學,我們還看到了行為主義的興起,倡導獎懲策略、嚴格的常規,以及一種堅定的“不親吻、不觸碰、不顯示感情”的教養方式。寬鬆、溫和和同情心的教養在20世紀60年代變得流行,部分原因是本傑明·斯波克1946年的極具影響力的育兒書,部分原因是更普遍的反威權文化氛圍。

由於正向心理學和正念的興起,以及對發展心理學和育兒神經科學知識的增強,這些知識明確顯示了威權和忽視性教養的損害,我們當前的教養趨勢牢固地位於同情、寬鬆和權威的光譜一側。我們知道安全依附的重要性,也前所未有地重視心理健康、情感素養和社交技能。目前的教養方式包括正向教養、正向紀律、有意識教養、溫和教養和正念教養。在不那麼積極的方面,我們也談到直升機教養、績效教養和雪犁式教養。

變化的模式和高成本的教養

社會學家Markella Rutherford指出了一些趨勢,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作為父母可能感到如此缺乏精力和時間。分析從20世紀初到21世紀初的教養建議,她發現兒童的公共自主權在這一期間大大減少。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孩子們經常獨自行走或騎自行車上學,在社區和自然中單獨或成群結隊玩耍,並為父母跑有意義的差事。如今,我們中的許多人到處開車送孩子,包括去學校。

儘管我們孩子在公共場合的自由度大幅減少,但他們在家中發號施令的自由度卻增加了:他們決定穿什麼、吃什麼(有人喜歡米色食物嗎?)、如何說話、如何花時間。過去,孩子們被期望做家務,幫助管理家庭,稍後通過報紙投遞、保姆、割草等小工作來賺取自己的零用錢。如今,父母們做了大部分家務,還開車送孩子去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玩伴聚會或生日派對。許多母親也基本上是我們孩子的個人助理,通過WhatsApp和其他APP管理他們越來越複雜的社交生活。許多父母也在績效育兒——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監督家庭作業、藝術和工藝項目、音樂和運動練習等。

因此,威廉·戴維斯(William Davies)證實了我們疲憊的心靈和身體已經向我們低聲說了很久的話:“時間使用研究的發現——乍一看令人困惑——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每週花在‘教養’上的時間和有償工作的時間都比20世紀70年代更多。”

科學與價值觀

Sarah Ockwell-Smith寫道,教養方式中富有同情心的轉變背後的驅動力是“科學的發展以及通過神經影像和越來越精密的心理實驗證明照護的影響的能力。”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樣正確的是,教養總是與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更廣泛地珍視的價值觀傳遞有關。

過去,養育孩子的核心圍繞著傳遞敬虔、古典美德、性格堅韌、服從、服務和責任等價值觀。如今,我們珍視的是獨立、想像力、原創性、自我表達、真實性、自我實現、完美主義、情感健康、幸福和滿足。換句話說,這是從關係價值向個人主義價值的明顯轉變。換句話說,這也是從相對低能耗的教養方式向高勞動力和時間密集型方式的轉變。

這是一個顯而易見但仍然重要的觀點,即培養服從的教養是一項耗時和情感勞動相對較少的活動,而培養獨立性、批判性思維、獨特性和想像力的共鳴則是相當耗時和勞力的。此外,教養的風險從未如此之高:由於我們對深度和發展心理學的了解,我們現在對我們的教養可能無意中造成的損害高度敏感和恐懼。社會對教養的壓力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教養的理想和理念在社交媒體、電視和女性雜誌上四處流傳,當然也出現在無數的育兒建議書中。我們對這種建議的需求增加了,因為我們不再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無法從長輩的建議中受益。

“足夠好”的教養

眾所周知,倦怠成長於我們的理想和現實經歷之間的差距。因此,我想以這樣的話結束:我們的教養理想從未如此之高、風險如此之高、耗時和情感勞動如此密集,以及社會壓力如此之大。將這與工作的危機、我們普遍的時間短缺感和壓力結合起來,你就得到了有毒的雞尾酒。

因此,對自己要極度溫柔。我上面概述的轉變和趨勢當然都是大多數積極和值得追求的,我們不應該美化或回到過去的過時和有害的教養形式。我只是希望重新激發更理性和務實的教養理想,例如Donald Winnicott的“足夠好”的教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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