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一個人扛:識破武器化無能,重整家庭與團隊的分工界線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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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得性無助如何悄悄控制關係。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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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助可以是一種逃避責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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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運作與不足運作會促成失衡與控制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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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化無能力量會形塑我們如何去愛、領導與合作。
我們都認識那種人:似乎會「忘記」如何做一件已經做過上百次的事——一位伴侶搞不清楚洗衣機設定,一位同事總是學不會新的排班系統,一位朋友老是「打算」要籌辦聚會卻總是沒真的去做。
「武器化的無能」(weaponized incompetence)這個術語,已被用來描述這種模式:當某人誇大或表演無助,以避免責任,並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負擔轉移到他人身上。
乍看之下,這可能無傷大雅,甚至有點好笑。但更深層的模式一點也不輕忽。在家庭與親密關係中,武器化無能會創造隱形的勞務分工,使一方過度運作、另一方不足運作,這種動態會耗盡同理心與信任。
從臨床觀點來看,武器化無能可被理解為學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一種變體,這個概念最初由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man 與其同事在 1960 年代後期提出。當人們相信自身行動對結果影響甚微,他們就會停止嘗試,即使其實仍具備行動的能動性。然而不同於原始實驗著重失敗後的被動,武器化無能往往涉及策略性或防衛性的無助運用。這是一種透過讓自己看似無能來避免不適、責任或衝突的方式。
無助如何成為一種權力操作
在我的心理諮商與教練工作中,我看見這種模式在各種關係型態中浮現,包括親密關係、家庭與職場。一位聲稱「不會」管理孩子行程的伴侶,等於確保了另一位家長總得代勞。一位「聽不懂」新流程的團隊成員,悄悄把工作轉移給較認真的同事。隨著時間,這些小小的逃避時刻會硬化為一種控制體系。
以心理學語言來說,這種動態常反映互補式運作:一方過度運作(做得更多、管得更多、記得更多),另一方不足運作(做得更少、需要提醒、裝作困惑)。心理學家 Harriet Lerner 在《The Dance of Intimacy》中描述這是一個回饋迴路:彼此的行為互相強化。換言之,一方做得越多,另一方就越不用做。原本的「幫忙」會變成長期的失衡。
情緒代價
社會學家 Arlie Hochschild 在《The Second Shift》所談的情緒勞務與關係滿意度研究,以及 Mario Mikulincer 與 Phillip Shaver 的依附研究顯示:關係中長期的勞務不對稱,不只帶來耗竭,也會滋生怨懟與孤獨。
過度運作者常內化一種信念:只要我再多做一點,一切就能維持運作。同時,不足運作者則被後果所隔離。若孩子在這樣的家庭模式中長大,他們往往學會「愛」等同於耗竭,並且一個人的需求比另一個人重要。這些學來的人際範式可能延續到成年,形塑我們如何給予與接受照顧。正如我對個案所說,沒有人會有意識地選擇成為過度或不足運作者;更可能的是,關係「滑入」了這個動態,因此需要深度覺察、反思與一些技巧,來重新平衡並修復這種不對稱的關係。
職場中的武器化無能
在家庭以外,同樣的心理機制也會出現。在團隊與組織中,武器化無能表現在慢性依賴上:那位不斷需要「幫忙」的同事、逃避艱難決策的主管、或用困惑來閃避責任的員工。
這些模式會侵蝕信任與心理安全。Robin Ely 與 Debra Meyerson 對性別與工作的研究指出,替他人收拾殘局的負擔,往往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與代表性不足的群體身上,她們被社會化去預期並撫平他人的不適。結果就是:隱形勞務、職業倦怠,與不公平被常態化。
打破循環
辨識武器化無能並不是為了責怪,而是把模式看清楚。以下幾個問題可幫助你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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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經常過度運作?我是否經常替他人做他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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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感到怨懟多於連結?這常是動態失衡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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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為了避免衝突或評價而「縮小自己」?對不足運作者而言,學得性無助可能源自對失敗或批評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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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也在共謀這個模式?過度運作者常說:「我自己做比較快。」但事實上,這種「省事」可能以雙方成長為代價。
打破這個模式意味著要能容忍不適,這包含允許「不勝任」的一方去學習、犯錯並承擔責任;也意味著過度運作者要退後一步,抗拒出手拯救的衝動。在治療中,這常會成為一次深刻的再校準時刻,讓雙方學會更平均地分享權力、照顧與能力。
最後的想法
武器化無能並非關於健忘或懶惰,而是關於控制、恐懼與讓關係停滯的學習角色。這些模式不只決定誰洗碗,也形塑我們學會如何去愛。無論在家或在工作,注意到失衡,就是第一個反抗與療癒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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